
1956年6月4日18点10分盈通配资,北京西郊机场的塔台被厚厚雷云包围,雷达荧屏上空荡荡。按照计划,胡萍驾驶的里-2专机十分钟前就该出现在北偏东的那条光点轨迹上,可屏幕始终沉默。值班军官回头望向刘亚楼,只挤出一句话:“还是没有信号。”

刘亚楼额角沁出细密汗珠,军装领口被捂得滚烫。那架飞机上坐着的,不是别人,正是63岁的毛泽东。静默一分钟,塔台里能听见秒针跳动;再静默十分钟,每个人都觉得喉咙发干。这座刚刚建成不久、被称作“空军神经中枢”的塔台,在雷电里显得脆弱得像纸糊的。
半小时前,刘亚楼亲自目送副机平安降落。打着哈欠的无线电里传来一句轻描淡写的话:“主席那边一切正常,预计18点整到场。”谁也没有料到,河北衡水上空突现积雨云团,强电磁干扰割断了无线电。时间像被拉长的橡皮筋,所有人都在等待它“啪”地一声反弹。
“不能再干等。”刘亚楼拿起耳机,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命令周边机场提高戒备,救援战机做好伴飞准备。电话挂断,他猛地想起七年前北平南苑机场被B—24轰炸的情景,那时毛泽东发下决心:“一定要把自己的空军建起来。”今天,偏偏是这支年轻空军护送自己的统帅,却陷入沉默,这种讽刺味道让人心里发麻。
镜头倒回一个多月前。5月3日清晨,北京还在晨雾里,毛泽东步幅很快地走进西郊机场。此前,他几乎从不乘飞机,火车专列才是常态。对于空军的担忧,他心知肚明:装备老、飞行员少、复杂气象条件下经验单薄。可他对刘亚楼只丢下一句话:“自己人开的飞机,再颠也坐得安心。”一句话顶过所有劝阻,既是信任,也是无声的鞭策。
那天,刘亚楼挑了两架状态最稳的里-2盈通配资,一前一后。相比刚到手的伊尔-14,里-2速度慢、航程有限,却已被国内机组摸透。胡萍临走时请示:“主席身体要不要多备一张弹簧床?”刘亚楼摇头:“别提弹簧床,主席嫌那个太软。”结果就是机场修理厂连夜赶制木板床,这张硬邦邦的床板后来成了专机里的“特殊装备”。

从北京到广州,专机需沿着“北京—武汉—广州”两段跑。南下途中经过长江时,飞机在云层里摇晃得像落叶。胡萍握着驾驶杆,额头青筋跳动,却只是对领航员轻声说:“再往右五度,穿过去就好了。”机舱里的人紧张得眼神飘忽,毛泽东却捧着英语教材,一页一页往下翻。郭桂卿回忆,当时只听见薄纸哗哗作响,似乎一切外界噪音都与他无关。
广州之行顺利结束后,主席一口气视察了广州、长沙、武汉三地。6月4日午后,从武汉返京的起飞前,罗瑞卿担心天气多变,特意提议推迟,不料毛泽东摆手:“走,天有多险,咱空军更要见识。”这句话在舱门口被风一吹,钻进胡萍耳朵里,他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。

飞机升到2700米后,很快钻进乌压压云团。闪电在外面划过,机身颤到让人胃里翻江倒海。罗瑞卿忍不住进驾驶舱:“胡师长,情况如何?”胡萍盯着仪表:“雷雨区只是一围,咬住方位,再有十分钟就绕出去。”他声音平静,却知道稍有误差便有撞云顶或失速的风险。此时电磁干扰让信号全断,机组与地面像被剪断的风筝线,各自漂浮。
地面焦灼到顶点的那一分钟,云团终于被甩在后面,电台里传出胡萍带着笑意的沙哑嗓音:“北京塔台,这里是三号,绕飞成功,请指示落地程序。”刘亚楼差点把耳机摔在地上,大步冲下塔台。十几分钟后,机轮稳稳咬住跑道,胡萍推着油门减速,舱门一开,毛泽东精神抖擞地下了舷梯。

“主席啊,可把我吓坏了!”刘亚楼快步迎上去,嗓子发沙。毛泽东拍拍他的肩:“半小时,检验了咱飞行员的胆识,把汗擦一擦。”一句话带出几分调侃,紧绷半晚的神经松了下来。
刘亚楼随后走向胡萍,对着这位山东老飞行员用力握手:“记住这段积雨云,今后直升天气再复杂,都要稳得住。”胡萍点头,眼睛里却泛着泪光。飞行日志、气象曲线、仪表数据,当晚就摞成厚厚几摞,专机团连夜总结,写成《特殊气象条件绕飞简报》,分送各航校。几个月后,空军教范中多了雷雨绕飞章节,教官讲到案例时,总会补上一句:“这可是给主席当过考官的教训。”
不得不说,那场半小时的失联,与其说是惊险,更像一次及时的磨刀石。1960年代初,中国自主改进伊尔-14、运-5时,很多气象模拟测试便套用这天的实测数据。技术上提升一寸,空军的安全系数就提升一尺。多年后,国家档案馆收录了当年那份《简报》,首页批示栏里,毛泽东手书:“空中作业,不惧风雨。”
今天回看这段往事,年轻飞行员的紧张、司令员的冷汗、领导人的从容,交织成一幅新中国空军成长的速写。半小时失联落幕的那一刻,塔台灯光没亮多少,却照见了更远的天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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